“二董”清風 山高水長

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 ??時間:2017-09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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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董邦達、董誥父子,論職務官階可謂最高,論藝術成就可謂最大,論官德聲譽可謂最佳,是富陽重量級的歷史名人。

董邦達為雍正十一年(1733年)進士,累官禮部尚書,卒賜文恪;董誥為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進士,累官文華殿大學士、軍機大臣,卒賜文恭。父子二人位列雍正、乾隆、嘉慶三朝前后長達70多年的仕途生涯中,為官清正廉潔,深得當朝和后世稱道,事跡彪炳史冊。

董邦達一介布衣,靠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,而進入仕途后,亦以“博學精考核”的真才實學得到乾隆的賞識,被乾隆選拔到自己的文化團隊,參與了清宮大型著錄文獻《石渠寶笈》《秘殿珠林》《西清古鑒》等的編纂。在工作中,董邦達忠于職守、辦事干練,得到朝廷和同僚的充分肯定。

董邦達一生淡泊名利。任翰林時,他租住了一戶平民所住的房子,而其夫人釵荊裙布,躬操井臼,執饋廚下。董邦達公務完畢,則閉門授徒,其門生如紀曉嵐、蔡蘭圃、陳楓崖、李應元等,后來都成了一時人物。中年的時候,董邦達靠著積攢的薪金購置了幾間普通的房子,退朝后即手不釋卷,種花寫字畫畫,淡泊自如。

董邦達性格質樸,為人爽直,處事正派,做官不取分外之物。因此,其登朝三十七年,出入丹禁二十六年,自始至終得到朝廷的“恩施”褒獎。晚年病重時,乾隆帝“垂詢再三”,而當聽到董邦達病歿時,痛切哀悼,感嘆他“立身行己、守官奉職”。

董邦達彌留之際,說自己一生平庸,做得很不夠,并叮囑兒子董誥:“他日必毋作行述。”董邦達逝世后,董誥濡淚寫述藏于家,遵父命不示以人。

董誥幼承庭訓,繼承了父親的政治品質和藝術才能,年輕時就嶄露頭角。他23歲中進士,直至軍機大臣、文華殿大學士、太子太傅,可謂屢擔重任,位極人臣。但董誥無論在官在家,始終以“待人宜豐,自奉宜約”“當勤慎奉公,節儉守己”自勉。

董誥生平遇人無貴賤,處事無大小,未嘗不持之以敬,待人樸實謙和,不信口臧否,但正邪善惡,胸中黑白分明。他博聞強記,諳熟朝章故事,若有咨詢,無不詳解原委;指陳得失,洞見利弊,幃幄參贊,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。處理公務事宜,他沉著仔細,克勤盡職,參與朝政凡四十年,屢次評議,均獲褒獎。因此41歲便被欽命紫禁城騎馬。

乾隆晚年,和珅一手遮天,貪婪作福,倒行逆施。董誥雖與其同在軍機,卻潔身自好,不同流合污,“支柱其間,遇事多所糾正”,故嘉慶帝即位后,對其信任有加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嘉慶四年(1799年),董誥參與了扳倒和珅的行動。此后,董誥榮登文華殿大學士,成為嘉慶朝重要的輔臣之一,直至嘉慶二十三年(1818年)病逝,被朝野稱為“賢相”。

董誥逝世時,嘉慶帝親往祭奠,賜金治喪,作詩哀悼,有“世篤忠貞清節堅”及“只有文章傳子侄,絕無貨幣置莊田”之句,嘉其父子歷事三朝,未嘗增置一畝之田、一椽之屋,并命刻碑立于其墓前,以示后人。

富陽是董氏父子的故鄉和萬安之地,雖然“二董”所處的時代已過去了二百多年,然而為人立世,情同此理。董氏父子的才華學識、官德人品足為后世楷模,也是富陽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。“二董”留給后世的,不僅是一座藝術的富礦,也是一座道德的富礦、精神的富礦。尤其是他們在政務紛繁中始終慎勤盡職的精神,手握重權而廉潔自律的精神,為官一世兩袖清風而心地坦然的胸襟,足為后世典范。“二董”清風,可謂山高水長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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